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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文化的渊源及对当前金融发展的意义

2012-1-11 10:56| 查看: 1865| 评论: 0

  

        晋商思想的渊源

  (一)孔子思想中商业经济思想成分

  孔子是中国古代的大思想家,是儒家思想的开创者。孔子思想的核心是“礼”,主张用“礼”的道德伦理规范人的行为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礼”又被进一步阐发为治国修养的“仁”和处事应物的“义”。其中“义”是对后世儒家经济思想影响最大的部分,“义”体现为“仁义”、“守信”、“勤俭”等具体要求。“义”的内容主要有三,一是取之有道,孔子说如果财富能够做到“取之有道”,“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二是取利其次,追求财富应让位于“修德立信”,即孔子说“不义而富贵,与我如浮云”;三是忠信节俭,孔子主张以信利民、“以义制利”和节俭有度,治理国家和对待老百姓要“主忠信”、“言而有信”,做到“以信利民”。当然,孔子思想中的商业经济成分还是比较朦胧的,如孔子所言的“利”更多地指个人或集团利益,而不一定是商业利益,但其伦理思想无疑对商业经济已具有了很强的指导意义。晋商思想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受到儒家伦理思想的熏染是非常显著的。

  (二)“关公之义”是儒家伦理的发展

  东汉末年战乱纷争,历史诞生了关羽这个高大、勇义的形象。在史书《三国志》中,关公还不过是刘备手下的一员武将,勇、义尽具而智、善不足,但到明清小说《三国演义》笔下,关公已化身忠义勇善于一体,完美而神性十足的人物形象。这一形象的渲染与民间的关公崇拜是彼此呼应的,清代前期,全国长江以北的地区,关帝庙的数量和规模甚至超过了孔庙,关公更是受到了商人的膜拜,历史上的晋商及晋商行会,没有一家不祀奉关公,关公俨然成为商业金融的守护之神。明清时期关公不仅以勇义著称,还被赋予了“夜读《春秋》”、“千里护兄嫂”等善举美谈,其独有的重义轻利、亦勇亦儒、忠信诚敬的特征,极为符合明清时期重商思想抬头的局面和行商坐贾谋生取利的价值伦理观念。显然,关公精神能够起到调整商人与顾客、商人与商人、商人与其他阶层关系的作用,有助于提高商业信用价值,满足经商取利的需要,因此具有了时代特色和商业内涵。

  晋商票号文化思想的内涵

  明代至清代,随着商品经济发展,一批重要的学者李贽、傅山均发表“重商主义”言论,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同时重商的理念在民间开始盛行,山西晋中一带尤为突出,为日后产生近代金融业——山西票号奠定了思想基础。晋商文化思想是在晋商长期经营实践中发展定型的,既包含深刻的思想,同时也具有实用的价值,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诚信至上、义利相通

  “诚信义利”是晋商票号文化的核心,这一文化思想正是以儒家思想的“义利观”为根本出发点,奉行“先义后利、以义制利”的原则。明末,晋商范氏与朝廷进行商业合作,曾因信用卓著赢得“皇商”的身份,往来左右逢源。祁县乔致庸把自己的经商之道总结为:“守信、讲义、取利”的三条,守信排在第一。民国时期,晋中一带盛传的民谣有“宁叫赔折腰,不让客吃亏”、“秤平、斗满、尺足”等,也显示出晋商以诚信为本。“诚信义利”原则进一步影响到票号的经营管理制度。在与客户打交道过程中,山西票号建立了信约公履制度,对债权债务的清偿设定标期标利,能按时清偿则信用等级上升,否则就抬高合作门槛,以此控制经营风险。在人事管理上,票号的东家与大掌柜之间是一种以信义为基础的委托代理关系,东家遵循“用人不疑”的原则,放手让掌柜经营,而类似于西方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票号还始终用“义利相通”、“诚实信义”教育和考察员工,要求学徒“重信义、除虚伪、戒情欲、敦品行、贵忠诚”等,树立诚信的企业文化。

  (二)勤劳保富、质朴节俭

  晋商不仅勤奋而且“勤俭”,是“勤”和“俭”的统一体。晋商早期的“第一桶金”来自于明末清初的边境军需贸易,晋商依靠牛、马、骆驼和肩挑背扛、积日累年的长途贩运,积攒了充足的商业资本。康熙皇帝评价晋商说“晋俗勤劳朴素。勤劳易于进取,朴素易于保守……故晋人之富,甲于天下”。不少晋商的家庙祠堂供奉着祖宗创业的讨饭碗、货郎担、算盘、背褡子等,告诫子孙后代记住创业的艰辛。山西票号在号规中多有不许奢侈浪费的规定,要求员工“以俭养德”,在乔家大院老宅门上至今还可以看到有“慎俭德”的门牌。勤俭谨慎之风甚至影响到票号制定的经营管理制度,如票号规定在资本管理上要“预提护本”、“严防空底”,即预先提取足够的风险准备,防止经营不慎导致的资本流失,体现出晋商节俭慎重的文化传统。

  (三)以“和”为贵、和气生财

  “和为贵”、“和气生财”是晋商一条重要的商业文化思想。他们认为,只有与各方面进行联系、沟通、和谐相处,互通有无,共同进步,生意才能兴旺发达。“和气生财”是建立在彼此信任的基础之上的,一般通过两种方式:一是与业务伙伴建立“相与”的合作关系,就是事先经过详细考察了解和商业交往,认为共事牢靠才建立银钱往来关系,“相与”之后,双方须善始善终,同舟共济,当对方资金短缺、周转困难时,就要借垫银两,予以扶持。二是通过商会、会馆与异地同乡加强联系、信任协助。会馆形同今天的各类行会组织,由晋商同乡共同出资建造,晋商依托会馆或祭祖祀神、或商情议事、或公开解决矛盾纷争、或倡导慈善义举。历上较著名的会馆有兴建于康熙六年的京师三晋会馆、乾隆时期的天津晋都会馆、苏州的全晋会馆等,有些会馆至今仍保存依旧,鲜活地诉说着晋商之间的团结合作关系。

  (四)审时度势、应变创新

  晋商在经营中摸索出一套审时度势、灵活机动的经商本事,在“信义”原则的指导下,运用自如,获得了巨大成功。具有代表性的是晋商的“奇胜之道”,具体方法就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而不是巧取豪夺。如《续修张氏族谱》记载的清初山西盂县邑帽商人张芝,在镇压吴三桂战乱之时毅然廉价收货,等削藩成功后,国家偃武修文社会安定,于是“货售如流水,家计因之而裕”。张四维《条麓堂集》记载的蒲州商人王海峰在别的商人不敢留居的清沦定居,理顺关系后获得了当地卤盐的专营权,而获大富。晋商善于在“信义”原则下权谋应变,避免争斗和损害他人利益,又能从实际出发择时而动,从而书写了一次次由贫而富的成功故事。

  学习和借鉴晋商思想文化的现实意义

  早在20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就曾经指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除了经济内部的因素以外,可能更依赖于文化、宗教、哲学、伦理等传统文化因素。晋商就是这样一个群体,他们继承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和谐”、“执中”、“诚信”、“义利”的文化思想,他们“贾而好儒”、“和气生财”、“取之有道”,实现了文化传统与商业金融的完美结合,创造了历史的奇迹。学习和宣传晋商思想,对于当前金融,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开拓进取,仍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晋商思想中“诚信至上”的原则,对于金融机构树立科学管理理念,提供优质服务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晋商文化的根基在于“诚信义利”四个字,如果说“义利”已经不能代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方向,那么“诚信”却浓缩和代表了这一优秀文化传统,而且更为适应以经营货币信用为业的现代金融业的思想文化需求。当前,社会涌现了许多违背诚信的金融案例,有银行内部员工侵吞国家财产的,有部分金融机构乱收费的,也有少数服务群众不诚信被上演“取款门”的,等等。归根结底,这些现象背后隐藏的是伦理道德和诚信意识的缺失,而并非完全是制度的缺陷。对比100多年前的晋商票号,他们从日常的制度设计、经营管理、员工的选拔培训、业务的开拓甚至倒闭的清算,无处不在地贯彻诚信思想,使得单凭信用经营的山西票号能够屹立百年。在全球化和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诚信依然重要,而且更为有形化、具体化,甚至已经融入金融服务品牌,成为金融企业无形资产中重要的一部分。当前,金融诚信文化的建设应符合两个导向,一个是金融机构和企业诚信管理、人性化和阳光化管理的方向;另一个是金融机构和广大群众维护和使用好信用记录,建立科学、以“珍爱信用”为主要内容的金融消费文化。总之,以诚信为特征的央行征信体系、诚信管理和诚信服务建设,将为我国金融的可持续发展立起一座道德伦理的坚固屏障,使当前金融发展具有更强的免疫力,以在未来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二)晋商思想中的“和气”、“执中”的和谐思想,对于改善金融机构内部管理、建立公平有序的金融市场具有积极意义

  晋商票号在自身经营管理和业务发展中,十分注重发扬传统优势因素的作用,对内亲缘化、本土化、人性化贯穿始终,对外和气生财,提倡“相与”合作,不搞恶性竞争。晋商的这一思想,进一步在票号的经营管理中得到实践检验,创造了经营上的总分号制、联号制,协调上的行会制、铺保制、宗法制,激励机制上的人身股制度、应支薪金制度等。与当代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相比,总体上表现为道德伦理约束多于制度约束,公平多于效率,合作多于竞争。其中有很多值得当代金融管理学习的地方,如:采用顶身股制度激励员工勤奋工作,工作越努力持股分量越重;选拔人员主要从德行方面入手,德行过关后才以智取;在发展业务和对外关系的处理上,与客户之间建立以互信为纽带的长期关系;还非常注重发挥公所行会的作用,各票号、钱庄机构定期祭祀、聚会、议事,起到了协同对外关系、组织市场公平交易、处理商务纠纷、举办社会公益等积极作用。

  (三)晋商思想中度时应变、与时俱进的内容,对于金融企业科学制定经营策略、创新金融服务,强化生存能力具有积极意义

  全球化趋势加快的今天,金融业面临越来越多的外部压力,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更加隐蔽和迅速,金融产品的跨国交易支付日趋复杂,金融企业如何在当代国际环境下取得发展是一项重要课题。晋商票号经营思想中不乏度时应变、勇于创新、与时俱进的思想,票号在会计中使用的“龙门账”、内部管理的“身股”制度、资本管理的“护本”制度,以及密押、逆汇、轧差等创新,成为晋商票号的立身之本。当代瞬息万变,金融业发展担负着从传统的融资中介向全能型的服务中介的转变,从社会资金的持有人向资本管理者转变,从跨国支付中介向金融风险管理者转变的重任,当前的金融创新无疑需要从业者具备更高的视野,更丰富的知识,更强的研究、观察能力。历史证明,只有充分汲取传统文化和历史经验,从国情和实际出发,创新制度、产品、方法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为金融可持续发展提供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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