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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生

 

第一次与刘建生院长接触,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冬日。事先电话约好采访,但当我放下电话赶过来时,他又被工作缠住了。他略带歉意地微笑:“实在太忙了。“诚恳而简约,语气舒缓,使人如沐春风,顿显儒者气质。

清癯的面容,颧骨高高突起,身材修长却是那么单薄,明亮的眸子带着威严和刚毅,他用自己特有的舒缓的声音布置着工作。待到和刘建生院长聊起来,才体会到他思维的敏捷、思想的活跃和看问题的深度,也才发现他治学的严谨和待人的宽厚。

 

书香门第

刘建生1956年1月生于山西大学,从小就扎根在文化气息浓厚的一片沃土之中。山西大学堂创办于1902年,是我国创办最早的三所国立大学之一,曾与北京大学堂、北洋大学堂一起开辟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先河,她较早引进和传播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学术思想,点燃了中国近代科学的文明之火。

刘建生出生在一个家学渊源的嗜学家庭。父亲刘子威是老北大毕业生,1928年考入北京大学,师从陈豹隐、周炳麟等中国老一辈经济学家,1934年东渡日本留学。回国后痛感中国经济人才之匮乏,为了开通明智、洗刷愚昧,他放弃了先前经世致用、实业救国的理想,转而投身教育,在天津法商学院教书,立志为中国培养大批优秀的经济人才。抗战爆发后撤至西安任《西京平报》总编,抗战胜利后返津任《民生导报》社长兼总编。1949年应邓初民校长之聘到山西大学任教,先后担任马列主义教研室副主任、经济系主任、教授,为山西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刘子威先生精通中国传统文化,是国内外著名的经济学家,也是著名的书法家。

家庭文化的深厚底蕴,造就了刘建生耿直刚毅的性格和笃信好学的书生气质,山西大学浓厚的学术氛围又培养了他广博的思维和开阔的视野。父母的朋友宋涛、卫兴华、何炼成,及师长经君健、郑学檬、傅衣凌等先生也对刘建生的成长起到了重要影响。前辈们治学严谨,处世平静,谦恭礼让,礼贤下士的精神熏陶和家学的耳濡目染在刘建生的思想上留下了深刻烙印,而他们关怀下一代的优良品德和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牺牲精神更深深影响着他的言行。

 

社会大学

20世纪70年代前期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混乱的年代,却又是一个情绪激昂的年代。1974年刘建生从山西大学附属中学高中毕业,在全校毕业典礼上,他代表应届学生表决心,报名下乡插队,职员农村建设。

“少年不识愁滋味”,任何困难在青年人眼里都是不值一提的。呈现在刘建生面前的是一个美丽新奇的世界:明媚的阳光,一望无际的麦田,清新怡人的泥土气息,青翠的山峦和快乐鸣叫的小鸟。

农村的生活又是艰难的,刘建生每天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实践着自己“战天斗地,改变农村面貌”的志愿。他背麻袋,扛石条,担大粪,间谷子,割麦子,各种农活都抢着干。艰苦的环境是对人品格和意志的考验,艰苦的农村生活练就了他坚忍不拔、忍辱负重、乐观向上的性格。面队诸多困难他从无抱怨,更没有懊悔当初的抉择,而是安下心来,扎根农村,自觉地磨练自己。对青年人来说,社会也是一所“大学”。下乡插队使刘建生受益匪浅,他有机会接触中国大地上最广大、最淳厚、最朴实的人群——农民,体味到了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山里老乡们对青年一代的关心和厚爱。

下乡青年都在老乡家里吃派饭,每当轮到自己家时,他们总是精工细作,等着知青下工吃饭。有时候下工晚了,他们就一直等着使知青回来能吃上热汤热饭。老乡们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特别是当时的大队书记翟四货、队长石五毛对自己无微不至的关怀,使刘建生终生难忘。

两年半的插队生活,使刘建生对中国农村现状有了较深入了解,体味了劳动的艰辛、挣钱的不易和简朴的真谛从。那时起刘建生对生活在底层的平民有了深厚的感情。

插队期间刘建生因表现优秀先后担了民兵连长、指导员,后又被调到一所村办“戴帽”中学教书兼教务委员。在农村几年,他抓住时机阅读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资本论》第一、二卷《红岩》、《苦菜花》、《青春之歌》、《林海雪原》、《高老头》等大量的中外名著,这些名著伴他走过了这段宝贵的青春时光,使他在精神上得到很大慰藉。

 

学而不厌

1976年12月,“文革”刚刚结束,乍暖还寒,百废待兴。受十年“文革”影响,“臭老九”的阴霭仍然笼罩着人们的心,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教师仍是最低贱的职业。此时,适逢太钢集团招工,刘建生风闻要从中抽调一批人去从事教育工作,遂毛遂自荐,报名从教并被录取,成为太钢五校的一名人民教师。同期招入的七十多人中,男教师凤毛麟角,仅有六人。许多朋友劝他“干什么不好,非要去教书,当‘孩子王’?”

但刘建生的选择没错。1978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会山西大学——这块生他的沃土——在历史系读书。多年的社会实践,使他对这一来之不易的机会异常珍惜,四年的时光里,他陶醉在知识的花丛中自由地吮吸着甘甜的、西北大学进修深造。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刘建生在学习上从来不会满足,今天的成功,归根到底在于他对学问锲而不舍的追求,在于他几十年从未间断的漫漫求学路。

 

严谨治学

受父爱的影响,刘建生对经济史学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立志贡献毕生精力于此。

山西是我国能源重化工基地,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研究近代山西经济发展轨迹、运行规律、集中型产业结构的形成、能源工业的发展延革,对当今深化改革,了解省情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近代史上的山西旅蒙商,祁、太、平三大票帮,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三大根据地以及阎锡山经济思想和措施,不仅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独到之处,而且具有全国意义,是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在学术界前辈的指引下,刘建生从厦门大学返校后,即致力于“山西近代经济史”这一学术界尚属空白的地方断代经济史课题研究,在父亲刘子威教授的具体指导帮助下,刘建生历时十年,在工作之余,终于完成了《山西近代经济史》这部70万字的巨著。书中涉及票号起源,晋商性质,产权结构等学术界颇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尤其对阎锡山经济思想及措施进行了分行业、分阶段的评价,做到了是非分明、不溢美、不隐恶、客观公正,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段云、宋涛等著名学者在《光明日报》、《文摘报》、《清史研究》等报刊杂志相继发表书评,认为该书“纵横剖析,重点突出,内容丰富”,是“迄今为止我国第一部全面、综合研究探讨1840——1949年山西经济运行、发展轨迹、产业结构市场运作及阶级成分变化的断代经济史,也是填补空白,很有学术价值和新意的开拓性专著”。

刘建生以其特有的勤奋刻苦、扎实严谨,耕耘于山西商人和山西经济研究领域,到目前为止,他已有出版专著3部、参编5部,共165万字,发表相关论文60余篇,主持国家教育部、省社会科学、省软科学、省教育厅等省部级课题6项,获省部级优秀社科成果奖7项。其中《山西近代经济史》获北方十五省优秀图书奖,山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应用推广二等奖。所撰论文“试论开发旅游资源,建立祁县晋商文化博物馆”获山西省社科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山西能源经济发展中存在问题及对策”获国际科联环境问题科学委员会、中国生态经济学会优秀论文二等奖。

由于长期伏案工作,饮食起居没有规律,刘建生身体状况受到影响。腰肌劳损、骨质增生经常困扰着他。他的朋友、学生都劝他别太卖命,要多休息,但队目标的追求,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时时催他奋进,不顾一切。如他自己所说:“科研任务完不成,晚上就睡不着觉。”从这里我们可以更容易地理解刘建生,找到他成功的奥秘。

刘建生同样以严谨学风约束学生,要求他们力戒浮躁,专心治学。在他的耳提面命、反复修改下,他的在校研究生已发表18篇国家和省级论文。

另一方面他对学生的关怀又是无私的,与研究生合写论著,自己从不拿一分稿费,全部交给学生。生活上的关心和学习上的严厉相结合,这就是刘建生培育学生的特色,学生也都收益于此。

                           

桃李芬芳

刘建生走过的足迹其实非常清晰明了:上小学、中学、高中——教小学、中学——上大学——教大学。他的大半生都在学校中度过,从事教育工作业已二十多年。“我是一名老师,永远离不开讲台。”

谈到教育,刘建生怀想起父亲的教诲:“当教师尽管清贫,但高雅、高尚。当你桃李满天下的时候,当学生作出业绩的时候,就会感到是最好的回报与最大的心理满足和平衡。”

刘建生父子两代献身教育事业,父子二人在同一所大学,同一个系,先后担任系主任,这在国内亦属罕见。他们为山西大学经济学科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而今,他的学生遍布各地,弟子们亦时刻怀念母校,关心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建立、成长。刘建生动情地谈起一件老生心系学院的事情。那是经济系最困难的一年,年末发不出奖金,学科发展需款救急,当时身在北京经商的系友董韬从老师刘建生处得知后,马上电汇5万元到系里,解决了燃眉之急。

    学子茁壮成长,成为社会栋梁是刘建生的最大希望,而学生以桃李报之,报答哺育之恩更令他无限欣慰。桃李芬芳就是对刘建生甘为人梯、甘为路石的最大奖赏。

“为无为处观世变,才不才间度此生”,这就是刘建生平凡人生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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